摘要：
一次巴黎学术圈聚餐，当代社会学家“布迪厄”举起一瓶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自制葡萄酒，度数9.85。几位研究生演到这里，台下笑出了声。“某不知名985。”他们平时这样调侃学校。
31岁的教师范筱嫣在这里教授社会学两年，刚站上讲台时，就感受到学生的功利心。刷手机像是他们的肌肉记忆，注意力被切得粉碎。几乎没有学生主动提问。课下倒是有来找过她，带着“需求导向性”的目的，咨询大创竞赛、学位论文，或是想要保研。
“死的知识被搬到‘舞台’上，可能就活了。”去年底，在范筱嫣的发起之下，西农社会学和社会工作两个专业的学生，都经历了这一特殊的期中考察——把理论改编成戏剧，在课堂上分组进行表演。
课后，她把考察记录公开，写在平日“没什么人关注”的个人账号里，阅读量却从日常几百变成上万，翻了百倍，相关学术自媒体转发后，又被更多人看见。一些批判的声音也混杂出现，认为这不过是形式主义。
展开剩余92%实际上，它有可能构成一场对抗“功利学习”的实验吗？由此帮助年轻人触碰世界，解答一点自身的疑惑？当考察失去标准，他们是否会进入自由创作？其中有多少应试惯性产生的阻力？带着这样的追问，同时也有对启发性意义的探寻，我联系了范筱嫣，并和亲历这堂课的学生们展开对话。
文｜解亦鸿
编辑｜毛翊君
被观看的对象
南校区3号教学楼217教室。法国哲学家、社会学家“布迪厄”搬来一把小课桌，坐在中央，面对着人生中第一个选择。选A，他将继续苦读，转学去巴黎。选B，会留在村里，做个修鞋学徒，鞋店包吃包住，按月发钱。
这幕开场，属于戏剧《出大事了！布迪厄在无限流世界被偏爱》。在我还没有拿到演出录像时，通过考察记录看到六组剧目介绍，最先被它的标题吸引。
在网文、动漫等作品里，“无限流”是近几年常见的故事框架，主人公仿佛置身一场游戏，被强制遵守至高的“系统”规则，去完成任务。而这位法国学者的核心理论，同样强调一个拥有内在逻辑的竞争空间，参与者必须理解并利用场域的规则，才能生存或是向前。
我猜想这会不会是学生们创作的初衷：假设布迪厄能进入这样一个无限重启的世界，他会如何运用自己的理论，去理解这套规则，从而认识当下的流行文化？
通过录像，我看到了“布迪厄”掉入无限流世界的全过程。扮演他的女生婧芮说着一口山东方言，选了B——推开手边的教材，从桌下拿出一只棕色皮靴，给鞋钉掌，成为一名鞋匠，偏离了原本的学术人生。好在这是无限流，“布迪厄”可以重新做选择，后来又在选A的世界里顺利去了巴黎。
布迪厄组的演出视频截图。讲述者供图
这些都是婧芮和同组成员一起讨论出来的设计。这次期中考察，老师范筱嫣没有框定理论范围，也不限制戏剧种类，不参与剧本共创，不指导排练修改——她自称“无为而治”，期待在于，“越不干涉他们，越有创新和创造。”
从婧芮那里我才知道，面对这样的考察标准，绝大多数学生的第一反应不是自由，而是“迷茫”。
回忆起创作过程，她并不记得她们有意在布迪厄的场域理论与无限流之间建立关联。小组讨论时，一位同学先提到当时热门的无限流游戏《盛世天下》，认为这样设计戏剧可以增加互动感，而婧芮在这学期的另一个汇报作业里，刚好做过布迪厄的理论。
为了更完整地了解创作过程，我又联系了编剧晓玲。她告诉我，自己原本并不打算选布迪厄，想选更有共鸣的学者西美尔，试图找一个跟其理论体系相左的人，展开对话。但这样的创作冲动很快被更为现实的考量所替代。
那段时间还有另外两门课需要完成期中考察，几乎每周都有汇报展示，组里不止她一人希望戏剧作业“在一周之内完成”。组员聚在一起讨论，晓玲提出自己的担忧，“如果写理论对话，就需要花时间去理解理论，一旦理解不到位，成了错误示范，反而是减分项。”
这门课是研一的必修理论，在他们看来，主要内容是尽可能拓展理论知识的广度。为了避开容易减分的理论对话，有组员提出，就走有趣路线。流行的无限流与布迪厄崎岖的人生结合，正好便于制造戏剧冲突。
与他们聊天的过程里，我发现，学生创作时主要是自主讨论，没有求助范老师，看似自由发挥，但这些顾虑面前，他们仍然置身于教育场域里，为自己锚定出评分体系，老师是所有人都不敢忽视的观众。
范筱嫣告诉过学生，“你可以思考，可以跟学者隔空对话，也可以去想象，这些社会学学者在当时应该是一种怎样的状态，如果‘我’是他们，‘我’会怎么去做、怎么去想，才会产生这样的思想和这样的理论。”鼓励学生去思考，“在今天，你又是怎么去回应他的？”
抛出这些之余，她没有规定表演时间。学生们就根据经验，期中考察通常只有一节大课的时间，要演完所有小组的戏，由此倒推，每组最多可以占用20分钟，剧本时长就要控制在这个范围之内。
在另一组担任编剧的男生敬言觉得，这个过程“像在答一道题”。评分标准藏在没说清楚的字眼里。他来自内蒙一个小镇，在多元民族文化的环境里成长，对人类学感兴趣，选了西敏司的《甜与权力》作为戏剧主题。
“要想拿到比较高的分数，首先要取得范老师的认可，其次是同学们。”他记下老师课上的一句话，“戏剧要呈现理论，不能舍本逐末”，推断出范老师可能会考察理论深度。写剧本前，他先问老师《甜与权力》这个选择“行不行”，得到肯定的答复，相当于“吃了一个定心丸”。
扮演“西敏司”，敬言穿上斗篷，打扮成魔法师，引导观众从英国贵族聚会，穿越到甘蔗种植园里。演绎十七世纪奴隶主抽打老奴的场景，他们用玩具枪代替鞭子，为的是讨观众开心。“如果同学们整个都很高兴，互动率高，说明这个戏一定是好的。”
还有一组直接选择表演“老师在课上讲的重点”。在社会工作理论课上，男生张磊和组员发现，范老师在讲女性主义时，与其他理论的教学不同，花了很长时间跟同学互动，引导他们讨论社会现象，同时也鼓励每一个人发言。在组内负责编剧的张磊敏锐接收到这个重点。
身处理论的现实中
在范筱嫣最初的设想里，当学生面对的不再是标准化考察，而是可以把理论自由改编成剧本，搬上课堂舞台，“充分发挥社会学的想象力”，他们理应在创作中获得某种解放。可是，与学生的对话却让我发现：当旧标准消失，人往往会不自觉地追寻甚至制造出新的标准。
“答一道题”的感受并未完全消失，学生仍然在被环境塑形。当我问到，创作过程中对文本产生了哪些新的理解，多数学生的回答，还是基于他们在本科阶段的学习。
只有扮演“西敏司”的敬言提到，他在重读《甜与权力》时，发现了以往忽略的一层：“糖”从奢侈品变成人人享用“可口可乐”，渗透到工人的日常生活里，当他们享受这种甜蜜的“关怀”，也就更卖力地为资本家劳作了。
演出的最后一幕，他扮演的“西敏司”换上数字时代的衣服，场景也从17世纪跃至2025年。故事里的一个女生回家后，想喝点甜饮料，家里却响起人工智能的声音，是智能音箱在提醒她，“根据您的手环数据，‘甜蜜额度’已在午餐时用尽。强行摄入将影响您‘自律达人’的徽章排名。需要我为您播放一段冥想音乐，帮助您抵抗吃糖的欲望吗？”
《甜与权力》的最后一幕。讲述者供图
这是敬言和组员一起为《甜与权力》续写的当代版本。续写最初是为了满足老师对理论深度的要求。写作时，他和扮演“老奴”的同学一起想到，在另一堂课上小组讨论过“智能手环”。班上许多同学都会佩戴，在它的提醒下，他们按时喝水，定时站立。讨论的最后，“老奴”同学提出，这也是智能设备对人的一种控制。
范筱嫣在刚站上讲台时就发现，学生对智能设备的使用，让他们很难再在传统的授课模式中学习。“无纸化办公”全方位进入他们的生活，教室里人手一个笔记本电脑、平板、手机，不需要做笔记，给PPT拍个照就行。设备里同时充斥着各种信息，挂着微信QQ或其他社交软件，屏幕上实时弹窗跳出来，学生有意无意都会被打断。
她意识到，要想让学生好好上课，某种程度上就是老师要和智能设备争抢学生的注意力。她想从激发学习的主观能动性入手，“开放式地”问了几个同学，对课堂有什么看法。得到最多的回答是，“如果以后不做研究，社会学理论跟我有什么关系，有什么用？”
兴趣变得稀少，学习变得功利，传统的讲授模式失灵后，范筱嫣采取最直接的办法，是使用年轻人的话语来教授理论。讲戈夫曼的拟剧论时，她搬出《甄嬛传》，用皇后高喊“臣妾做不到”，解释“角色超载”。鼓励学生研究二次元、修仙小说、霸总爽文，“流行文化现象同样能产生深刻理论”，试图由此引出他们学习理论的兴趣。
她也尝试过“反转课堂”，效果却很糟。学生上台汇报，仍是“复制粘贴”，打卡完成任务一样，念一遍PPT，底下的人各玩各的手机。直到去年秋天，范筱嫣想再往前迈一步。她干脆把期中考察，从PPT汇报改为“理论戏剧”——灵感来自《蒋公的面子》，一部由学生查阅史料、自由创作的剧本，最终被排成在全国巡演的话剧。
我和范筱嫣一起回忆去年11月课堂上的演出时，《甜与权力》是她最先提到的一组。她很喜欢他们的“解构式演绎”，从贵族聚会、甘蔗种植园、再到2025年的家中，“只用三个场景就解构了原著，而原作者西敏司被设计为剧中旁白，可以让观众看到学者的思考过程。”
当“西敏寺”挥舞魔法棒，舞台上时间静止，敬言念出连接经典与当下的台词，“监视之眼不再存在于中心的石塔，而在于你腕上的手环，你家里的音箱。它通过你的数据，比你更早地预知你的欲望。‘数据主义’，就是福柯‘全景监狱’的当代形态。”
学生们排演的戏剧里，福柯是被提及最多的一位学者。教室里安装着“三个大摄像头”和“球形环状”设备，甚至结合“AI眼球捕捉”技术来识别学生的“抬头率”。在范筱嫣的观察里，学生的选择可能跟他们面对的真实困境有关。
经典理论的当代续写，嵌套式地照进现实之中。《甜与权力》舞台上反思的智能控制，在舞台下也是人对智能工具的依赖。
在设计2025年女孩与家中智能音箱的对话时，敬言和“老奴”同学使用了AI生成。婧芮、晓玲那组则是用AI“分段总结布迪厄的人生”，快速搭出剧本框架。当AI深度介入创作后，学生很难再对理论产生新的理解。创意的碰撞确实只落在形式的翻新上。
AI会生成虚假内容，故事里冒出过一个“杜邦教授”，她们没听过这个杜邦，害怕他其实是布迪厄的仇敌，却在剧本里成了好友。一番查证才发现，这完全是AI虚构出来的人，在历史上根本不存在。
“拐来拐去的”理论台词难背，排练中一紧张就容易出错，成员们就把布迪厄和工人的对白方言化。巴黎学术圈聚会的那场戏，教授们手握“库迪”“瑞幸”，只有布迪厄拿着一杯廉价“幸运咖”，衬托他的出身和阶层，这些结合当代元素的设计能让她们从老师那里赢得“形式新颖”的表扬。
演出结束后，学生多数已经找不到没有AI的初稿，因为怕混淆，只保留了“AI润色”后的版本，纯粹来自人的创作变得无处可寻。
自己的选择
在科技飞速迭代的当下，学生“自由创作”的空间还剩下多少？我重新联系了范筱嫣，想听她谈谈这次“实验”结束后，如何理解这个问题。
她告诉我，尽管不希望他们使用AI来进行创作，但她也不会直接禁止，因为这“一定是大势所趋”。在她看来，AI大范围取代学生们的创作，实际上是教育面临的“选择贫乏”。学生的认知模式、想象力与创造力“都是被解构的状态”。
“就像我们今天去万达广场吃饭，看起来选择很多，光火锅就有七八种。”范筱嫣解释，这和学生选择AI进行创作在逻辑上“内核是一样的”，商业综合体提供了标准化的、安全的选项，其实真正能够做出的、属于你自己的选择，反而是不太有的。
她发起的戏剧考察在所教授的两个研究生专业展开，我总共联系了其中4组同学。和每个学生对话时，都会问到他们在创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，也想知道他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，会不会在看完彼此的作品之后，展开新一轮碰撞和讨论。
敬言说到了自己的换位思考。表演“西敏司”时，他代入到老师的角色，为了增加互动率，会在换场间隙向同学提问，给大家分发糖果。保研之前，敬言当过支教老师，那段经历使他在这场表演中切换自如。
他扮演的“西敏司”在谢幕前向观众宣告，“真正的甜，是看清所有枷锁后，依然能为自己的生命做出自由的选择。”
这句话出自他的生活经验。为了离开出生地，走出内蒙的偏远小镇，高考曾是他以及多数学生的唯一选择。高中模仿“衡水模式”，敬言上楼梯一步迈三级台阶，下楼梯时顺着扶手栏杆滑下来，只为了加速，节省出一切时间用来学习。作文也要按照模板来写，满足筛选机制里推崇的标准答案。
那时敬言意识到，“人为了往上走，只能接受规训和枷锁。”
在支教的学校里，老师穿衣服有规范，不能太时尚，每天要坐在办公桌前，自己可以支配的时间和空间也变得局限。他发现许多支教志愿者活在一种“伟大”叙事里，即使日子过得还不错，但一定要演出偏远地方的艰苦。为了营造这种形象，他们把自己束缚起来，休息日也留在办公室里判卷子，晚自习强迫学生加点背书，积累这样的履历，回来更好讲故事。
当自由变得有限，敬言则选择了另一种“对抗”，只要完成教学本职，剩下的时间都用来探索当地风土，脱离其他志愿者的圈子。他把这称作“斯科特式的小农反抗”，不正面冲突，但也“不彻底执行”，一种争取微小自主空间的策略。
支教的经历让他发现，每个选择背后都会衍生出一条清晰的人生路径，选择伴生出更多选择——支教完回到学校，他就有机会当兼职辅导员，之后留校当行政老师。
在他看来，做选择有点类似“布迪厄”那组玩的“无限流”，“但是如果认识没有达到一定程度，有些选择对人来说是不存在的，是看不到的，只有经历过几遍，了解了很多之后，才能拥有选择。”
“无限流”的世界，选错可以重来。“布迪厄”留在乡下当个修鞋匠，另一边，去巴黎读书的机会变得遥远。演到这里，台上真的放了段《二泉映月》，扮演“布迪厄”的婧芮念叨着“我太苦了”，台下都笑了。
紧接着，她又喊一声“般若波罗蜜”，跺脚转身，模仿周星驰电影里被雷击中的样子，就可以再选一次。
婧芮在扮演布迪厄。讲述者供图
在AI生成的剧本初稿里，“布迪厄”的人生被分为多个关键节点，从乡村生活进入巴黎高师，跻身学术圈，在阿尔及利亚做田野调查，最终发表著作《区隔》……AI为每个分岔节点设计了三至四个选项，婧芮和组员觉得，这样表演起来过于复杂，最终把每一次选择精简为A和B二选一。
而现实中，她面对的选择却是一个充满分支的复杂系统。
拿到保研资格后，婧芮的爸妈想让她离家近点，回山东，以后考编制进体制才安稳。她自己却对农村研究有感情，本科学的社工专业，跟着社团跑过很多农村，给老人们拍红底照片，听他们讲故事。她心里一直惦记着这些，想去个农村研究方面有特色的地方。老师们的建议更实际，让她想清楚，到底是要就业还是想读博。
每个选择都连着别的选择。选学校，要看城市、牌子；选专业，要看兴趣、前景。当下的选择，又牵出两三年后的出路问题。回忆起来，那个A或B的选项，实际上是A1、A2、A3，B1、B2、B3……
最后来了西农，她开玩笑说是在“村里”，但农村社会学研究是强项，学校也是985，属于是给未来留了余地，“进退皆可”，不管工作还是读书，都能转身。
在217教室，她和组员这次筛选出的“布迪厄”很成功。方言一出来，同学们都乐了。课后很久，婧芮和晓玲互相打招呼，还会用戏里的角色名，“老布”和“路易”。
幕布落下，这只是他们的一次期中考察，在课程总成绩中仅占20%，没有人继续把这段经历关联到更长远的现实中。到了期末，他们还要完成占总成绩50%的结课论文，这也是学校对结课形式提出的标准，必须是以落在纸面上的形式结课，才可以留档。
对于范筱嫣来说，这场实验性的教学创新，不会被计入任何显性成果。这一学年，她要带三个本科生专业的课，两个研究生专业的课，“几乎每一天都在上课”，科研任务重，时间又被如此挤压，“绩效考核本身也是在磨灭掉所谓的创造力”。
而“自找麻烦地推动这场实验”，是她把自己从异化状态里抽离出来的方式，“我总想找到我们作为人的感受，人的情感，人的思想的流动。在学校里，这部分现在其实就留在老师和学生的关系里了。”
今年1月，她又在本科生的课堂上发起了新的“实验”，用“狼人杀游戏”的形式表演涂尔干的故事。这次她不再“无为而治”，参与指导了学生剧本的修改。她认为第一步是建立兴趣，“哪怕只是开始对一个问题好奇，课后主动去看一本书。”
（文中人物除范筱嫣以外均为化名。）
（《甜与权力》片段，由讲述者提供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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